《传习录》由王阳明弟子所记,是王阳明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的简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王阳明详解格物致知与穷理关系,批判空谈静坐,强调良知在事上磨练,以达修齐治平之实效。
这是王阳明答复顾东桥来信的文字。来信担心他立论太高、学生用功太简,易流于佛教的明心见性与定慧顿悟。他说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就本心在日常事物中体察实践,阶段多、积累多,与佛教顿悟相反。
陆澄问心追逐外物该怎么办,先生以国君端坐、六卿各司其职作比,说明人心应统领五官。眼睛看、耳朵听时心若追逐声色,就像国君亲自去吏部、兵部办事,既失君位又误臣职。
定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理;动与静是天理在不同环境下的具体表现。
先生以塘水与井水作比:数顷无源的塘水不如数尺有源的井水,井水有源才不干枯。他坐在塘边、旁有井,便用此比喻治学。
来信讨论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如何区分,以及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是否要等学后才能验证。答复说这些区别可类推,明堂、学校之制六经四书未详载,关键在仁政之心而非明堂形制。
王阳明解答科举与为学之惑:为亲业举非累,惟患夺志。学习志向不真切才是根本问题,深刻启发求学之心。
这是王阳明答复欧阳崇一的信,讨论不猜度他人欺诈却能事先察觉的道理。要点是君子只求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相信自己的良知,良知明澈如镜,遇欺诈不诚信自然能觉察。
先生说:“治学最大的弊病是好名。”薛侃说:从去年以来,我自以为我的这个毛病已经有所减轻,但近来仔细体会观察,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难道好名只是想从别人那求得好的名声吗?
王阳明论佛儒之别:佛家逃避父子君臣夫妇之相,实为着相;儒家以仁义对待人伦,不着相却尽天理。
陆澄问:喜、怒、哀、乐等发挥出来的中正平和,一般人是不可能具有它的全体。如果平时心中没有喜怒,当一件应该高兴或者愤怒的小事情发生时,也能表现出来中正平和,这难道也可以称为‘中正’、‘平和’吗?
陆澄问:程颐先生教学生说‘不应该在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之前求中和的状态’。而延平先生教育学生要注意观察感情没有发泄出来之前的各种情形。他们的这些说法对吗?
薛侃问:“专注于德行的涵养而不讲求学问上的研究,如果把私欲认作天理,那怎么办呢?”先生说:人必须先懂得学习。讲习求学也是为了德行的涵养,而不讲习求学只因为存养天性的志向不坚定。
元代大儒许衡曾主张学者应以谋生为首要事务,此条指出这一说法会误人子弟。
冯恩问“学而时习之”的“学”是否如朱熹所说指效仿先觉行为。先生认为学是去人欲存天理,效法先觉只是其中一事,时习是在日常中修养身心,说指内心因天理而高兴。
梁日孚问:“程朱学派把‘居敬’与‘穷理’当作两回事,而先生却把它们看成一件事,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天地间仅仅就只有一件事,怎么会有两件事?
先生问在座者近来功夫如何,有人答静坐所见幻象,先生说那只是表面现象;有人答今昔异同,先生说那是功夫效果。先生指出,下功夫只求善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私欲日消而天理日明。
陆澄问程颐的“万物一体”之说为何不认可墨子兼爱,王阳明答仁爱有天理生生不息的次第,如冬至一阳渐至六阳、树木由芽到枝叶。父子兄弟之爱是发端,墨子兼爱无差等便失了发端,不能生生不息。
先生讲良知即天,是非只是好恶,好恶明白了,是非和万物变化也就穷尽了。他又说圣人、贤人、愚人的良知如白日、浮云遮日、阴霾遮日,明亮不同却都能辨黑白。
刘德章质疑先生以金喻圣,认为尧舜万镒、孔子九千镒不妥。先生答圣人只看质是否精一,不在才力大小,去除计较才力的私心,各尽所能存天理,便能自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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