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靠富贵拥有追随者容易，靠贫贱拥有追随者很难。从前晋文公逃亡在外，遍行天下，困窘极了，贫贱极了，然而介子推一直不离开他，这是由于晋文公具有赖以拥有介子推的条件。

君主没有具体职责，要按臣下职位分派责任，事情好坏由臣下负责，赏罚依法而定。这样受赏者不必感激谁，被处死者也无需怨恨谁，人人自省即可。

第五：凡君子出言，都不苟且辩说；士人议论，都不苟且言谈。一定符合道理然后才出言，一定符合大义然后才议论。

第五：天下比自身轻贱，而士却甘愿为他人献身。为他人献身的人是如此地难能可贵，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们，那通过什么与他们情投意合？

第八：名分合宜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言辞浮夸失实就会以不可为可，以不然为然，以不是为是，以不错为错。

吴起在治理、辞官、作战三方面都自认强过商文，却不解职位为何低于对方。商文反问：君主年少、臣民疑虑时，国政该托付给谁？吴起答托付商文。吴起只见己长不见己短，故能胜于西河却困于王错。

第四：想要欣赏最完美的音乐，必定要有最完美的政治。国家治理美善的，它的音乐就美善；国家治理粗疏的，它的音乐就粗疏；至于乱世，音乐已经流于轻慢了。

假如有羿、蠭蒙这样的善射之人和繁弱这样的良弓，却没有弓弦，那么必定不能射中。射中不仅仅是靠了弓弦，可弓弦是射中的条件。建立功名也要有条件。

第三：假如有日行千里的骏马，但如果遇不到善于相马的人，仍然不会被当作千里马使用。善于相马的人与千里马须互相依赖，然后才得以成名，就像鼓槌和鼓彼此相依一样。

成就王霸之业要靠人，亡国也因用人不当。桀用干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天下人由此知道他们要灭亡。不任用贤人却想建功业，如同夏至想夜长、朝天射鱼想射中，舜禹都办不到，何况平庸君主。

第八：用十全十美的标准举荐人必定很难，这是事物的实情。有人用不爱儿子的名声诋毁尧，用不孝顺父亲的称号诋毁舜，用内心贪图帝位来诋毁禹，用谋划放逐、杀死君主来诋毁汤、武王，用侵吞掠夺别国来诋毁五霸。

第八：凡是衡量人心，观察事物，不可不精审，不可不深入。天算是很高了，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却不曾休止过；地算是很大了，而水泉草木飞禽走兽却不曾灭绝过。

第四：世人建造坟墓，高大如山，坟墓上种树，茂密如林，墓地修建墓阙、庭院，建筑宫室，建造东西石阶，像都邑一样。用这些向世人夸耀财富，那是可以的；但是用这些安葬死者却不行。

第四：国家即使小，它的粮食也足以供养天下的贤士，它的车辆也足以乘载天下的贤士，它的钱财也足以礼遇天下的贤士。与天下的贤士为伍，这是周文王称王天下的原因。

第七：从前舜想要包罗古今，虽然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要成就帝业，虽然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异方之俗得到匡正了；汤想要继承禹的事业，虽然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四方荒远之地归服了；周武王想赶上汤的事业，虽然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在舟车所通、人迹所至之处称王了；五霸想要继承三王的事业，虽然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为诸侯的盟主了；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显赫的名声了。

管仲被鲁国捆进囚笼押送齐国，他担心鲁国反悔杀他，便领唱节拍适合快走的歌让差役应和。差役不觉疲倦，走得很快，管仲借此脱身，差役也满足了愿望。

第二：臣下直言不讳，君主就会发怒。君主一发怒，劝谏的人就危险了。除了贤明的人，谁肯去冒这危险？如果是不贤明的人，就要凭着进言谋求私利了。谋求私利的人，冒这危险有什么好处？

伏想您一定不知详情，下寄词赋于我，教我删改。孔子作《春秋》，不能增删一字，《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也号称一字千金；弟子缄口不语，天下士人也拱手而退，可见圣贤之卓绝，和凡庸之辈决然不同。

第六：明智的人做事情一定要凭借时机，时机不一定能得到，但人为的努力却不可废弃。

第七：白圭对魏王说：“用帝丘出产的大鼎来煮鸡，多加汤汁就会淡得没法吃，少加汤汁就会烧焦而且不熟，然而这鼎看起来非常高大漂亮，不过没有什么用处。惠子的话，就跟这大鼎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