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万事万物呈现在心中的时候，就是寂然无我；而当达到了寂然无我的境界时，万事万物也会呈现在心中。冲漠无朕是‘惟一’的父亲；万象森然是‘惟精’的母亲。

薛侃问善恶难分，先生以花与草为例，说善恶由心中喜好生出。先生讲无善无恶是天理静止状态，有善有恶是气动所致。除草依天理当除便除，不记挂于心。善恶只在心中，循理为善，动气为恶。

有人问心与理是否分开，先生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加“与”字会把二者割裂。又有人问人心同是天理为何有善有恶，先生答恶人的心已丧失本体。

你来信道：真正的理论是能够指导实践的，而不实践就不足以称为认识。向学者指出的切实的方法，让学者们务必躬身实行，这样说是可以的。

陆澄问圣人应变是否事先预备，王阳明以明镜作比，说明圣人之心明亮即可随感而应，镜中不留先前所照之物。学者只须下功夫使心如明镜，不必担心不能应付变化。

认识是实践的起点，实践是认识的成果。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个功夫，认识和实践不能当作两回事。

白天学习时若觉得烦扰，就练习静坐；若懒得看书，就去看书。这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办法。

有人讨论为学功夫时，先生提出教人不能偏执一法：初学心思散乱，可先教静坐安定思绪、平息私欲；心思渐定后不能一味枯坐，须转为反省体察、克制私欲。

蔡希渊问伯夷、伊尹与孔子才能不同为何同称圣人，先生以纯金成色作比：圣人因心纯合乎天理，才力大小如金之轻重，成色足即为纯金、即为圣人。学者当去人欲存天理，不求知识才能之增。

来信讨论心体受气与物欲蒙蔽，主张靠学问思辨明理。答文认为学问思辨行都属学，学孝要亲身服侍奉养，学射要张弓拉箭，学书要执笔掭墨，学中已有行。

孔子注《尚书》认为象已上进道义、不至大奸，先生质疑象仍想杀舜。舜只在自己身上用功，以克制感化象，不直接指责其奸恶。

陆澄录讲为学不可自满：义理没有固定所在、无法穷尽，稍有收获便停滞不对，学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不能停。先生又说尧舜之上善未尽，桀纣之下恶无穷。

陆澄问孔子为何赞许曾晳的志向。先生答，子由、冉求、公西赤的志向带主观武断，偏执一面，能做这事未必能做那事。曾晳没有这种倾向，能依处境行事，怡然自得。三人各有才能，孔子也赞许他们。

徐爱说：“后世文人的一些著书阐述也是必要的，以《春秋》为例，假如没有《左传》作为它的注解，后人恐怕难以读懂。

徐爱说：孔子作《六经》，目的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因此孔子不想将春秋五霸之后的事详细地展示给世人，这是自然的。但尧舜以前的事，为什么也略而不论呢？

王阳明详解良知与节目时变的关系，强调致知在于行而非空谈细节，知行合一方能临事无失。

王阳明心学经典：面对儿子病危，如何用天理中和情感？学会在忧患中磨炼心性，调适七情不过度，方能领悟心体本然。

陆澄请教参悟天理的功夫，先生指出后世儒生把“上达”和“下学”分开是错的。眼耳口心能接触的都是下学，圣人讲得再精微也属此列，学者只在下学上用功，自然能达上达。

王阳明回应顾东桥对《大学》旧本“致知”的疑问，指出朱熹把“尽心知性”归为格物致知、把“存心养性”归为诚意正心，与自己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贤人做的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则是学者的事。

与朋友相处要彼此谦让，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若互相攀比、争高低，只会带来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