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与老子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人都是有欲望的,而且人们都难以克制自己的私欲。在本章中,老子站在时代的起点上高瞻远瞩,客观地分析了人的本性,这对我们来说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有人认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如果只是一味地聚敛光芒,而不能及时地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就会为时代所掩埋。所以,他们逢人便大肆宣扬自己,夸赞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有句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你有才华,在哪里都会显现出来,大可不必费尽心思地夸夸其谈。前面我们也曾说过言语具有局限性,言语不能穷尽我们真实的想法,所以老子得出了一个结论:真正有知识和智慧的人不会高谈阔论,只有那些没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才会夸夸其谈。
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含守质也。解其分,除争原也。和其光,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也。同其尘,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也。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疏也。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也。可得而贵,则可得而贱也。故为天下贵,无物可以加之也。
知道的人不必说出来,顺其自然即可。讲道的人对道无知,妄加说教,制造事端。孔窍被塞住,门径被关闭,锋芒被消磨,是内敛地持守本质,而不关注外部表现。繁杂被消解,是除去造成争执的根源。调和于光芒,没有特别的、突出的外表,所以不会引起万物的偏爱、争夺。混同于尘土,并不特别的卑贱,所以不会引起万物的厌恶和远离。可以被亲近,就可能被疏远。可以获得利益,就可能受到伤害。可以被当作高贵,就可能被看作低贱。天下最高贵的事物,是没有东西可以影响它的。
道非言说,亦不离言说,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兑、闭门,以杜其外,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治其内者,默然不同,而与道同也。可得而亲则亦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则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贵则亦可得而贱。体道者均覆万物,而孰为亲疏?等观逆顺,而孰为利害?不知荣辱,而孰为贵贱?情计之所不及,此所以为天下贵也。
道不是用来言说的,也是可以言说的,但是懂得的人不一定想说,善于言说的人不一定能懂。只有关闭了对外的门户,断绝与外物的接触,然后消磨锋芒,消解繁杂,调和于光芒,混同于尘土,协调、治理内在,宁静沉寂不同于世间万物,才能接近于道。可以被亲近,就可能被疏远。可以获得利益,就可能受到伤害。可以被当作高贵,就可能被看作低贱。体会了道的人对万物一视同仁,没有亲近疏远的分别。顺境逆境都一样看待,对获利、受损都不去区分。不去思考荣誉和耻辱,心里也就没有高贵、卑贱的区别。对于这样的人,不能拿人之常情去衡量他,所以才被天下人敬重。
【经典解读】
四十二章说“冲气以为和”,是讲事物矛盾着的双方,经过斗争而达到和谐与统一。第五十五章讲“知和曰常”,即以“和”为事物的常态。本章承接以上两章的内容,讲怎样可以保持常态的和。这三章之间层层深入,向人讲述了“和”的最高道德境界。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的聪明是不需要夸耀来表现的,真正的智者也懂得“口食祸之门”、“多言多败”的道理,所以他们不会成天喋喋不休,道长论短。而那些四处夸口,好说闲话,好扯舌头的人,只能算是愚昧无知之人。对于统治者来说,真正得道的统治者一定是能了解百姓的心性,能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不会经常发布政令,使人们不知所从。申不害就曾说过:“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君主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他们能够下达政令,政令频仍而不能实行,君主就会失去威势,所以圣明的君主对政令下达十分慎重。所以古人说“君无戏言”,周成王桐叶封弟本是一句戏言,而周公却将叔虞真的分封出去;齐桓公被曹沫劫持,后来想要食言,而管仲劝他遵守当初的约定。所以说,人一定要慎言慎行,言出于口,必须竭力实现承诺。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中用其来描述“道”的特性,而在此则更侧重于修道之人的特点。要求人们清静无为、简单圆润、和光同尘。这种要求和道的特性完全相同,因此老子称之为“玄同”。
《
庄子·知北游》中说了这样一个寓言,可以说是对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思想的敷衍。知向北游历,遇上了无为谓。知对无为谓说:“我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怎样思索、怎样考虑才能懂得道?怎样居处、怎样行事才符合于道?依从什么、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道?”问了好几次无为谓都不回答,不是不回答,而是不知道回答。知从无为谓那里得不到解答,便返回到白水的南岸,见到了狂屈。知把先前的问话向狂屈提出请教,狂屈说:“唉,我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将告诉给你,可是心中正想说话却又忘记了那些想说的话。”知从狂屈那里也没有得到解答,便转回到黄帝的住所,见到黄帝向他再问。黄帝说:“没有思索、没有考虑方才能够懂得道,没有安处、没有行动方才能够符合于道,没有依从、没有方法方才能够获得道。”
知于是问黄帝:“我和你知道这些道理,无为谓和狂屈不知道这些道理,那么,谁是正确的呢?”黄帝说:“无为谓是真正正确的,狂屈接近于正确;我和你则始终未能接近于道。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道,所以圣人施行的是不用言传的教育。道不可能靠言传来获得,德不可能靠谈话来达到……无为谓是真正了解大道的,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狂屈他是接近于道的,因为他忘记了;我和你终究不能接近于道,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
所以说,真正懂得大道的人,是不会总将道挂在嘴边的。“道”只能去体悟,而不能来言说,我们所言说的只不过是“道”的一些细枝末节,正如古人所言,所谓的经典都是圣人留下的糟粕,而真正的圣人之道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悟而不可闻的,更不是通过学习书本、文字,效仿贤人言行可以得到的。与其成天论道,不如静心修道;与其孜孜教民,不如无为而治。
【哲理引申】
正如“无为而治”不是毫无作为一样,“智者不言”也应该这样理解:它不是告诉人们一味地不说话,而是应该讲究方法地去说,不乱说、妄说。古代的聪明人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在劝谏别人之时,十分讲究方式,故而往往能取得十分好的效果。
很多时候,沉默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阳虎在赵氏为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同时他也开始变得骄傲不法。赵氏家臣都劝说赵简子惩罚或驱赶阳虎,赵简子知道了这些,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不久,他在召见阳虎时给了阳虎一卷书简,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阳虎很奇怪,打开书简后发现,里面记载的都是自己的不法事迹,顿时吓得大汗淋漓,从此再也不敢行为不端了。
孙叔敖死后,儿子十分贫穷,就去求助于孙叔敖的老朋友优孟。优孟并没有直接去劝谏楚王,而是花了三年时间来学习孙叔敖的言行举止,直到平时的表情神态都和孙叔敖一模一样时,才去见楚庄王。楚庄王见了优孟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了,立刻要优孟做令尹。优孟这时才说道:“我不愿意做楚国的令尹。”楚庄王惊奇地问为什么。优孟说:“孙叔敖做令尹多年,为官清廉,帮助大王成就了霸业。可如今他的后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布衣褴褛,食不饱腹,做令尹得到如此下场,有什么可贵的呢?”庄王听后,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下令封赏孙叔敖的儿子。
庄子说:“辩不若默,道不可闻。”很多时候,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一旦讲出来,就没有人去按着它做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愚笨,不懂得道理,而是因为世人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君王要顾及自己的威严,平民也要爱惜自己的面子。新版《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被形容为“有错,改错,但不认错”,那些暗示他的建议他都能够接受,而直接将其想法说出来的人则遭到了杀害。直接说出来的话往往显得过于尖锐,让人觉得伤了面子,伤了自尊,所以宁愿坚持错误的也不愿意改正。智者知道人们的这种心理,所以往往不会直言相劝,而是能够给人留个台阶,留些余地,让其感觉自己醒悟了,自己知错能改了。
如果赵简子直接批评阳虎,不仅会打消他的工作积极性,还会从此在君臣之间形成隔阂,甚至失去这个人才。而采用无言的方式一方面让阳虎知道了自己的意思,另一方面还会让他觉得自己给了他面子而感恩。同样,优孟如果直接劝谏楚王,他的身份低微,楚王被这种人批评心中一定不快,反之,通过学习孙叔敖则能唤起楚王与孙叔敖往日的感情,取得比言语大得多的效果。因此人们在说话时,一定要讲究方式,很多时候沉默胜于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