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是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赖以巩固其统治的基础，儒学在根本上是维护这个基础的，而佛教僧侣的大量占田与大量僧徒的现象的存在，则与世俗地主的现实利益发生矛盾。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集权制。因此，统治集团对于寺院经济与僧徒的发展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行政手段，实行限制，乃至不惜采取毁佛的粗暴做法。

南朝宋孝武帝时，周朗上奏指责沙门奢侈腐败，破坏礼教、动摇国本。

梁武帝时，郭祖深抬棺上奏，指责佛教影响国家经济，破坏礼法。

原与梁武帝为布衣之交的荀济上书排佛，其例举的理由最为全面，一是佛教破坏儒教纲常名教；二是佛教影响经济，僧尼不事生产；三是僧尼奢侈妖妄、蛊惑人心，夺君主之“德尝”、“刑罚”，“法席聚会，邪谋变通，危胁国家政权。宋齐崇佛而亡，梁今崇佛也有亡国之虞。”梁武帝见此奏大怒，要将荀济处死，他吓得逃亡北魏。

北朝的儒者排佛的舆论更有声势，上书奏言者有阳周、李炀、张普惠、刘昼、章伊子陀等人较为著名。杨衒之则撰《洛阳伽蓝记》，借记术洛阳寺塔典故表达佞佛无益于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