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1),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2)。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3),而愈撰碑以实之(4)。李贺父名晋(5),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6)。此文章之甚纰缪者(7)。撰《顺宗实录》(8),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云(9):“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10)。”《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11),请愈为行军司马(12),又令作碑(13),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注释】
(1)指归:主旨。
(2)盭(lì):乖违。
(3)柳宗元为罗池神: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自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卒于任。当地于城内罗池建庙祭祀。
(4)愈撰碑以实之: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柳宗元)尝与其部将魏感、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
(5)李贺(790—816):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唐宗室郑王之后。因父名“晋肃”,“晋”“进”同音,避讳不得举进士,虽韩愈为之作《讳辩》,无济于事。后仕为奉礼郎,位卑职冷,贫病交迫,早逝。李贺诗风独特,想象新奇,在唐诗中独树一帜。
(6)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毛颖,笔尖,代指毛笔。《毛颖传》仿效史传,以俳谐笔墨为毛笔立传,以文为戏,幽默滑稽,其立意根本在于全文最后一句“秦真少恩哉”,讥刺当权者疏忌尽心君国的士大夫。当时人对此种风格并不认同,故称其“不近人情”。
(7)纰缪:差错,谬误。
(8)顺宗:即唐顺宗李诵(761—806),德宗长子,贞元二十一年(805)继位,在位一年。实录:编年史体裁之一,专记某一皇帝在位期间大事。韩愈《顺宗实录》为唐代实录之仅存者。
(9)裴晋公:即裴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唐德宗贞元五年(789)进士,中唐名相,封晋国公。李翱:字习之,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官至刑部、户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翱为韩愈侄婿,从其学古文,得其法,卓然名家,对宋文影响甚深。
(10)“昌黎韩愈”几句: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后两句原文:“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11)淮西:今皖北、豫东的淮河北岸一带。
(12)行军司马:节度使的主要幕僚,负责本镇军符号令、军籍、兵械等事,权任很重。
(13)作碑: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以韩愈为行军司马,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乱平,诏韩愈作《平淮西碑》。
【翻译】
《旧唐书·韩愈列传》先是说:“韩愈一直认为魏、晋以来,写文章的人大多拘泥于骈偶,而古文经典的思想和精神,不再被提倡发扬,所以韩愈作文章发表见解阐述思想,自成一家之言,后辈学人把他的文章作为学习的典范。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谁能超过韩愈,所以举世称誉韩文。”其后又说:“韩愈有时凭恃才华随意作文,也违背孔、孟精神。比如柳州人荒唐地把柳宗元当作罗池神,而韩愈为其撰写碑文坐实此事。李贺父亲名李晋,李贺避父讳不应考进士,而韩愈为李贺作《讳辩》一文,支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有《毛颖传》一文,讥讽世态以文为戏甚是不近人情。这些都算是极其谬误的文章。他编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不善于取舍,颇受当代非议。”裴晋公有《寄李翱书》说:“昌黎韩愈,我早就知道他了,的确是难得的人材。近来有时听到朋友们说,他凭恃出众的才华,往往肆意逞才,不用文章去建立规范,而以文字为游戏。这也能行吗?如今不及他的人,应该深以为戒。”《旧唐书》批评韩愈谬误,固然不值得深究,而裴晋公也有类似说法,这是为什么呢?细加考察,裴晋公作这篇书信时,尚未显达,书信末尾说:“昨日老弟来,想让我及时进取,我昔年取名,不敢自视甚高。如今孤零潦倒如此,外出做官又是为了什么呢!因此不能听从故人劝告。只有致力于躬耕田园,苟且度日罢了。”如此看来裴晋公出征淮西,请韩愈做行军司马,又命韩愈做《平淮西碑》,是在多年以后了,二人相互了解已深,不能和以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