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字佐治，颍川郡阳翟县人。他的祖先在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从陇西往东迁移到颍川定居。最初，辛毗跟随哥哥辛评在袁绍手下做事，太祖曹操当了司空，任命辛毗为下属，辛毗无法前去上任。到了袁绍死后袁尚进攻在平原的哥哥袁谭，袁谭要辛毗去向太祖求救。

这时太祖准备南下荆州去讨伐刘表，途中暂住在西平县。辛毗在这里见到太祖报告了袁谭的意思，太祖大为高兴，答应出兵援救袁谭。过了几天，太祖又还是想先平定荆州，让袁谭、袁尚兄弟在自相攻击中消耗力量。有一天太祖摆设酒宴，辛毗从太祖的表情中，知道事情有变，赶忙请太祖的重要谋臣郭嘉帮忙挽回。

郭嘉报告太祖，太祖召来辛毗问道：“袁谭这个人可信吗？袁尚一定能攻克么？”

辛毗回答说：“明公您不必追问可信还是有诈，只消直接考察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就一切都清楚了。袁氏兄弟自相残杀，并不认为别人能够利用他们的隔阂，而是觉得自己的力量足以平定天下。现今突然要向明公求救，可见形势确实不妙。袁尚眼睁睁看到袁谭处境困穷却不能消灭对方，说明他的力量已经衰竭了。对外作战失败，内部谋臣被杀，同胞兄弟相互争斗，辖境一分为二；加上连年战争，将士穿的甲胄里面都生满了虱子；又发生旱灾和蝗灾，饥荒到处出现，境内没有仓库储存谷物，人们外出也没有干粮充饥。上面天灾不断，下面社会局势险恶，老百姓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都知道袁氏家族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这真是上天要袁尚灭亡的时候啊。兵法上曾说：即使是用石头砌城墙，护城河里灌满滚烫的开水，麾下有穿上铠甲的战士上百万，如果没有粮食，依然守不住城池。现今明公前往进攻袁尚的老巢邺县，他不回兵援救，就无法保全自己。而一旦回兵援救，袁谭就会跟踪追击。以明公的威势，对付处于困境的敌人，打击疲乏不堪的对手，还不像秋风横扫落叶一样势不可当吗？上天把袁尚给与明公，明公不要而去讨伐荆州。荆州富足安定，刘表的统治没有出现危机。《左传》中记载仲虺的话，说是‘要攻取国内混乱的，踏平国家将要灭亡的’。如今袁尚、袁谭不为自身的前途着想，只知道自相残杀，算得上国内混乱了；定居的人没有谷物储存，外出的人没有干粮可吃，算得上将要灭亡了。在这人民朝不保夕、没法生存的时候，而不去安抚他们，要想等待来年；来年那里或许会出现丰收，对方在危亡关头或许会改而实施德政，那就坐失用兵的绝好机会了。现在借他求救而去安抚百姓，可以说是利莫大焉。再说如今在您四方的敌对势力，以河北的袁氏势力为最强大；河北一旦平定，那明公军队的威势就大大增强，从而可以震慑天下。”

太祖不禁称赞说：“好得很！”于是答应与袁谭和平友好，随即掉头北上推进到黎阳。第二年进攻邺县，把城池攻下，太祖上奏推荐辛毗任议郎。

很久以后，太祖派都护曹洪领兵进攻下辩县，让辛毗与曹休做军事参谋，下达指令说：“从前高祖贪财好色，而有张良、陈平匡正他的过失。而今辛毗、曹休的担子不轻啊。”

军队回来后，辛毗担任丞相府的长史。

文帝曹丕登上帝位，辛毗升任侍中，封关内侯。当时朝廷商议改换历法重新确定一年的起始时刻。辛毗认为：大魏遵循虞舜、夏禹禅让的传统，承受天意顺应民心；至于商汤、周武王，则是以武力平定天下，才会改换历法重新确定一年的起始时刻。孔子说过“要使用夏朝的历法”，《左传》中也说“夏朝的历法四季划分正好符合气候的实际变化”，何必一定要求历法与前面的朝代不同呢？文帝觉得他的意见很对就听从了。

文帝准备从冀州迁徙十万户世代当兵的家庭到河南郡，以充实京都地区。这时接连发生蝗灾，民间出现饥荒，各个政府部门都觉得文帝的考虑不妥当，而文帝却硬要这么干。辛毗与朝廷大臣进宫求见，文帝知道他们要劝阻此事，所以见面时做出严厉的脸色，吓得其他人都不敢开口。辛毗却问文帝说：“陛下想迁徙世代当兵的家庭，这一计划是怎么考虑的呢？”文帝反问道：“你认为我的迁徙计划不对吗？”辛毗回答说：“确实认为不对。”文帝说：“那我就不和你谈论这件事了！”辛毗说：“陛下不觉得为臣不贤，把我安排在身边，充当议论政事的官员，怎么能不与为臣谈论呢？再说为臣所说的不是私人小事，而是有关天下的大事，陛下怎么能对我发怒呢？”文帝也不答话，起身就朝内室走，车毗跟上去拉着文帝的衣服后襟。文帝挥手使衣襟脱离辛毗的牵引，头也不回地走进内室，过了很久才出来，说道：“辛佐治，你是不是把朕逼得太急了点？”辛毗说：“现今迁徙这么多人，既丧失民心，又没有粮食给他们吃啊！”文帝这才答应只迁徙一半的人口。

辛毗曾经跟随文帝到野外射野鸡，文帝说：“射野鸡真是快乐！”

辛毗却说：“对陛下很快乐，而对下面的臣民却很劳苦。”文帝顿时默不作声，后来就少有出外射猎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出兵进攻在江陵镇守的吴将朱然，由辛毗代理军师职务。回来之后，晋升爵位为广平亭侯。

文帝想大规模调集军队讨伐孙吴，辛毗劝阻说：“吴、楚故地的居民，凶恶而难以控制；政治局面兴隆时是最后服从的，政治局面衰败时是最先反叛的；自古以来就令人担忧，并非现在才是如此。而今陛下享有天下，那些不服从的，又还能坚持多久呢？从前赵佗在南越称帝，公孙述也曾在益州冒充天子，结果没过多久，一个投降一个被诛灭。原因很简单，反动的人不会长久，而具有伟大品德的人没有什么地方不服从他。现今天下刚刚平定，地广人稀。就算在朝廷中制定好了克敌制胜的策略，到了出军的时候都还有所担心；何况现今还没有必胜的把握就想用兵，为臣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先帝在世时多次调集精兵南下，都是一到长江就撤了回来。现今军队数量并不比从前多，而想依照从前的办法行事，这是不容易成功的。为今之计，不如按从前范蠡的策略养育人民，模仿管仲把加强军事实力的措施装扮成行政上的措施来实行，效法赵充国推广屯田，表明将按孔子的话安抚远方的人；这样坚持十年，现今强壮的人到时候还没有老朽，而现今的儿童到时候已经能够从事战斗，全国的百姓愿意为君主效力，全军的将士急着一显身手。那时候用兵征伐孙吴，一战即可成功了。”

文帝说：“按照您的意思，反而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去解决了么？”辛毗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把殷纣留给儿子周武王去解决，因为他看清了时势。如果时势不允许，怎么能办到呢？”

文帝不听，竟自出兵伐吴，果然到达长江后只有撤回。

魏明帝即位之后，辛毗晋爵为颍乡侯，封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受到明帝的信任，控制和专断权力，朝廷大臣莫不争着与他们交往搞好关系，唯独辛毗不和他们来往。他的儿子辛敞劝他说：“现今刘、孙掌权，众人都像影子一样附从他们。大人应当稍微委屈一下自己，和大家一样与他们搞好关系，不然必定要受到他们的中伤。”辛毗脸色严肃，说：“现今的皇上虽然还没有表现出绝顶聪明，但也不是昏庸低劣的君主。我立身处事自有素来奉行的原则。就算与刘、孙二人不和，也不过使我当不上三公而已，还能有什么危害？大丈夫岂能因为想当三公就毁弃自己高尚的节操啊！”

不久，冗从仆射毕轨上奏明帝说：“尚书仆射王思是认真勤恳的老资格官员，但是在忠诚开朗足智多谋上不如辛毗，辛毗应当代替王思。”明帝咨询刘放、孙资的意见，两人说：“陛下之所以使用王思，是想发挥他的实干才能，而不是重视虚名。辛毗确实开朗正直，但是性情刚烈而倔强，圣上应当好生考虑。”结果明帝不用辛毗。接着辛毗又被调出皇宫去当卫尉。

明帝下令大修宫殿，百姓疲于承担劳役。辛毗上奏说：“为臣听说西蜀的诸葛亮正在讲武练兵，而东吴的孙权已派人到辽东去交换军马；揣测他们的意图，似乎要联合进攻我国。预防不测，是古代提倡的好政治措施。而今我们大兴土木，庄稼却连年收成不好。《诗经》中《民劳》一诗说：‘人民已经很疲劳了，或许应当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让中原的百姓受到恩惠，才可以进而安抚四方呀。’希望陛下能为国家考虑。”

明帝下诏答复说：“蜀、吴二贼未消灭而兴修宫殿，这正是你们喜欢直言进谏者出名的好时候嘛。帝王的都城，应当趁老百姓在劳作时一齐修好，使以后不需要再来增加修建项目，这是从前萧何为汉朝作的规划。现今你是魏朝大臣，也应该懂得他的宏大意图吧。”

不久，明帝又想铲平洛阳北郊北芒山的山顶，在上面修建楼台，以便遥望黄河的孟津渡口。辛毗劝阻说：“天地的特性，就是使高凸的高凸，使低凹的低凹，现今要反其道而行之，这不合常理；再说又太费人力，老百姓难以承受。如果黄河泛滥，洪水成灾，而山丘都铲平了，用什么来阻挡洪水呢？”明帝这才打消了念头。

青龙二年（公元 234），诸葛亮出动大军推进到渭河南岸。在这之前，领兵抗击诸葛亮的大将军司马懿多次请求与诸葛亮决战，明帝始终不批准。这一年，明帝怕禁止不了司马懿，便派辛毗担任大将军司马懿的军师，持有节杖；全军秩序肃然，都遵照辛毗的约束控制，没有人敢违反。

诸葛亮死，辛毗回朝继续担任卫尉。去世之后，谥为肃侯。

儿子辛敞继承了他的爵位，咸熙年间曾任河内郡太守。

杨阜，字义山，天水郡冀县人。起初以凉州从事的身分，为州牧韦端出使许都，被太祖曹操任命为凉州安定郡的长史。从许都回来后，关右的众将问他袁绍与曹操对抗，究竟今后谁胜谁负，杨阜回答说：“袁公宽容而不果断，喜欢谋略却迟迟下不了决心；不果断就没有威信，下不了决心就要错过时机。现今虽然强大，终究不能成就大事。曹公具有雄才大略，抓住时机做出决断毫不迟疑，法令统一而将士精锐，能够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受到任用的人各尽其力，必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

由于杨阜不喜欢长史的职务，随即辞职。凉州牧韦端不久入朝担任太仆，其子韦康接替他担任凉州刺史，韦康任命杨阜为州政府的别驾从事。后来杨阜被本郡举荐为孝廉，丞相曹操任命他为下属，而韦康上表请求留他在凉州担任军事参谋。

马超在渭河南岸被太祖曹操击败之后，逃到西面的少数族聚居区保全自己。太祖跟踪追击到安定郡，而苏伯在后方的河间国造反，太祖准备带兵回还。杨阜当时作为使者去见太祖，进言说：“马超具有韩信、季布那样的勇气，很受羌族人的拥护，凉州人都十分畏惧他。如果大军往东撤回，不严加防备，陇山以西的各郡就可能不归国家所有了。”

太祖很重视他的意见，可惜撤军太仓促，作出的防备不周密。马超趁机带领各少数族首领进攻陇山以西的各郡县，这些郡县纷纷响应，只有冀县作为当时凉州和天水郡的治所，支持州、郡政府据城坚守。

马超率领这时已经完全兼并了的陇山以西的地方武装势力，再加上张鲁派来的大将杨昂所指挥的援军，共计一万多人马，前来围攻冀城。杨阜召集本郡官员和杨氏宗族子弟能够拿起武器的共一千多人，派堂弟杨岳在城墙上修筑弯月形的营垒，和马超的攻城部队展开激战。从当年春正月一直坚守到秋八月，救兵都还没有来到。州政府派别驾从事阎温顺着城边的河水潜游出去搬救兵，被马超抓住杀死，州刺史和郡太守听到消息吓得脸色都变了，开始打主意投降马超。杨阜流着眼泪劝他们说：“我杨阜带领家乡父老兄弟，以忠义勉励自己，宁死也没有二心。就是从前齐国名将田单坚守的即墨城，也不能比冀城更坚固了。你们何苦放弃即将建立的大功，落下不忠不义的恶名，我以死来请求坚守到底！”于是痛哭流涕。州刺史和郡太守结果还是派人前去求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

马超进城之后，把杨岳关押在冀城，又让杨昂杀死州刺史和郡太守。杨阜暗中怀有报复马超的志向，而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不久，杨阜以妻子死了为由向马超请假料理丧事。当时，杨阜的表兄姜叙驻守在历城。杨阜从小就在姜叙的家中长大，他来到历城见到姜叙母子二人，谈到此前在冀城发生的一切，不禁痛哭流涕十分悲伤。姜叙说：“为什么如此伤心？”杨阜说：“我守城没有守住，刺史和太守两位上司被害又不能与他们一起死，还有什么脸面生存在天地之间啊！马超抛弃父亲背叛上司，残害州刺史，岂止是我一个人的担忧和责任，全凉州的士大夫都蒙受了耻辱。现在您带领军队镇守一方而没有声讨乱臣贼子的意思，这就是晋国史官要认为是赵盾谋杀了君主的原因。其实马超虽然力量强大却不讲信义，他的内部问题很多，是不难对付的。”

姜叙的母亲听了很感动，指示姜叙听从杨阜的意见。杨阜与姜叙商量好行动计划之后，又到外面与同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以及武都郡人李俊、王灵等商量，立下共同讨伐马超的誓约。杨阜还派堂弟杨谟到冀城悄悄通知杨岳，又联络了安定郡的梁宽，南安郡的赵衢、庞恭等人。立约起誓之后，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九月，杨阜与姜叙在卤城起兵声讨马超。

马超闻讯后，亲自带兵出冀城去攻击。他刚一出城，赵衢、梁宽就去放了杨岳，然后关上城门，杀了马超的妻子儿女。马超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去进攻历城，抓住了姜叙的老母亲。姜叙母亲痛骂马超说：“你是抛弃父亲的逆子，杀死上司的凶贼，天地都不会长久容忍你！而不早点去死，还敢拿厚脸皮来对着人！”马超大怒，把她杀死。杨阜亲自与马超对战，身上受了五处伤，同族兄弟死了七个人。马超失利，只好向南逃去投奔张鲁，陇山以西至此完全平定。

太祖曹操评定讨伐马超的功劳并给予奖赏，其中封侯的有十一人，杨阜被封为关内侯。杨阜上奏推让说：“我杨阜在上司活着的时候没有抵御祸难的功劳，上司被害之后又不能表现出以死报效的节操，从道义上说应当被废黜，从法律上说应当被处死；再说马超仍然活着，确实不能苟且接受爵位和俸禄的赏赐。”

太祖的公文答复说：“您与各位贤才共同建立大功，凉州的人都传为美谈。子贡为人赎身之后不接受应得的奖赏，孔子批评他会断绝别人行善。您最好出以公心接受朝廷的命令。姜叙的母亲，鼓励姜叙及早行动，像这样明智的女性，就是过去杨敞的妻子也不过如此。真是贤明，真是贤明啊！在优秀史官的笔下，必定不会把她的事迹埋没。”

太祖西征汉中的张鲁，任命杨阜为益州刺史。太祖回来时，改任他为金城郡太守；还没有动身去上任，又转任武都郡太守。武都郡邻近蜀郡和汉中郡，杨阜请求仿照从前龚遂治理勃海郡的事例，以安定百姓为原则。碰上这时刘备派遣张飞、马超等从沮县向武都郡的治所下辩县进攻，而氐族首领雷定等人带领七个部落一万多家人造反，响应刘备。太祖急派都护曹洪率军前去阻击，对方退回。

于是曹洪大摆酒宴庆功，席间有年轻的女艺人穿起轻薄而透明的丝衣，一边舞蹈一边用脚踢鼓。在座的人都看得眉开眼笑，这时杨阜声色俱厉地责备曹洪说：“男女的区别，是有关国家风化的大事情，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让女人裸露身体！即使是夏桀、商纣的淫乱，也不能更比这丑恶了！”于是猛甩衣袖和衣襟大步走了出去。曹洪登时撤销女艺人的音乐表演，请杨阜回来，满座的人都表情严肃，心里相当敬畏他。

后来刘备夺取了汉中逼近下辩，太祖认为武都郡独自处于遥远的边境，想把郡内的居民全部迁到内地，但是又害怕当地的官员百姓眷恋故土而不愿内迁。由于杨阜在武都很有威信，结果他前后顺利地迁徙了汉族、氐族居民，让他们定居在京兆、扶风、天水三郡界内，共有一万多户，武都郡的郡政府也内迁到了扶风郡的小槐里，老百姓扶老携幼跟随他。他在行政上只抓大的要点而已，而下级也不忍心欺骗他。

魏文帝曹丕曾经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郡太守杨阜是什么样的人？”都回答说他有三公辅政大臣那样的节操。可惜还没有来得及重用他，文帝就去世了。

他在武都郡任职十多年，后来被征召入朝当城门校尉。杨阜曾经看到魏明帝戴了一顶绣花帽，穿着一件用淡青色绸子和带花锦缎做成的半截袖衣服，他就问：“陛下穿戴的这一身是礼仪制度中的什么衣服啊？”明帝默不作声，从此不穿正规的礼服就不与杨阜见面。

杨阜升任将作大匠。这时明帝开始大修宫殿，强行征调民间美女送进皇宫，又多次到野外去打猎。这年秋天，连下暴雨，雷电交加，打死了很多飞鸟。杨阜上疏给明帝说：“为臣听说英明君主在位，臣僚就能畅所欲言。唐尧、虞舜具有圣人的品德，仍然请求臣民指出自己的过失并听取他们的进谏；大禹勤于兴修水利工程，却特别让自己的住所保持矮小简陋；商汤在遇到大旱的时候，向上天责备自己并承担一切过失的责任；周文王为自己的嫡妻做出榜样，然后教育家族和国家；汉文帝亲自提倡节俭，只穿黑色粗绸做的衣服：以上的君主全都能够显扬自己美好的名声，留下他们远大的谋划。陛下继承了太祖武皇帝开创的基业，保守着高祖文皇帝传下的帝位，实在应当好好考虑如何才能向古代圣贤君主的完美政治学习和看齐，以各个朝代末期放纵的恶劣政治作为鉴戒。所谓的完美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人力；所谓的恶劣政治，不外乎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虑古代王朝一开初为什么会政治清明昌盛，到末期为什么会政治衰败颓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假如过去汉桓帝、汉灵帝不败坏汉高祖创立的法则制度，不抛弃汉文帝、汉景帝提倡的节俭，我朝的太祖虽然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又怎么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呢？那么陛下又怎么能坐上这尊贵的位置呢？如今吴、蜀二敌还未平定，大军常年在外，希望陛下一举一动都要三思，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再实行，特别是不能随便出外打猎，从过去的情况来考察将来，陛下说出的话好像很轻，但是对于事业成败的影响却很重大。近来连降暴雨，天气常常发生突然性变化，雷电的出现反常，以至于杀死许多鸟雀。天地的神灵，把君主当作儿子对待，政治有不妥当，就会降下灾害以示谴责。克制自己，在内心反省自己，这是圣人孔子的教导，愿陛下能够在祸患形成之前就有所考虑，在事情的刚刚开始时就慎重对待，仿效汉文帝遣散汉惠帝妃嫔并让她们另嫁他人的举动。最近，强行从民间调走一批年轻美女入宫，远方的人听到了影响很不好，最好在以后再作打算。皇宫的各项缮修工程，务必遵循节约的原则。《尚书》中说：‘家庭和睦之后，才能团结全国。’皇族的事务要考虑怎么样处理才适当，以符合中庸之道。在所有方面都要精心研究，节省费用。吴、蜀被平定之后，这才会上下安乐，皇族和睦愉快。像这样做，在天的祖父、父亲也会感到高兴。唐尧、虞舜也难以完全做到这些，所以现今应当向天下显示信用，一来安抚国内民众，二来争取远方的人民。”

当时雍丘王曹植埋怨自己不受任用，朝廷对宗室亲王，使用严厉的法规禁令加以监视，所以杨阜又在上疏中陈述了皇族问题。明帝下诏回答他说：“最近看到了您呈上的密封奏疏，先列举古代的圣明君主，以批评昏暗的政治，恳切精到的言辞，忠诚而实在。退下来考虑如何弥补过失，这方面的帮助和匡正，您也说得很完全。看了您的逆耳忠言，朕非常赞赏。”后来杨阜升任少府。

当时大司马曹真率军伐蜀，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红色乌鸦出现的祥瑞征兆，他仍然为公务而忘我操劳，经常忙得太阳偏西都顾不上吃饭；周武王讨伐商纣，渡过黄河时有白鱼跳进船中，君臣的神色立刻变得严峻。他们都碰到吉祥的征兆，却依然忧患畏惧；那么碰到灾害和反常现象时，能不吓得打抖吗？而今吴、蜀二国没有平定，而上天不断使用异常的现象来警醒人间。陛下应当集中精力好生考虑用什么措施来消除上天的谴责，侧身而坐，想办法对远方的人显示德泽，对本国的人用节俭来安抚他们。最近征讨西蜀的各路兵马刚开始前进，就出现了大雨，军队被阻滞在险峻的深山中，已经有很多天了。运输的辛劳，肩挑背负的艰苦，耗费的人力已经很多；如果粮食物资一旦接济不上，事情的结果就会与最初的打算完全不一样了。《左传》上说：‘见到形势有利才向前进，知道形势困难就及时退却，这是用兵的好策略。’徒然使大军困在山谷之中，前进时抢不到粮食，后退又没有接到命令，这不是指挥军队的办法。周武王第一次讨伐商纣时中途撤军，商纣终究灭亡，可见他认清了上天对一切事情的时间安排。而今年收成不好百姓饥饿，陛下应当颁布英明的诏书，宣称自己要降低御膳的数量和质量，减少御用衣服的制作，一切用来玩赏的珍贵工艺品，都要停止制造。从前邵信臣在太平无事的年代出任少府卿，都还上奏请求停止生产那些耗费人力物力的珍稀食品，现今军费开支不足，更应该有所节制。”

明帝看了上奏之后，立即下诏让征蜀大军撤回。

后来明帝下诏，要朝臣广泛议论政治当中对人民不利的地方，杨阜的议论认为：“搞好政治在于任用贤才，振兴国家在于加强农业。如果舍弃贤才而任用自己宠爱的人，这是败坏政治最严重的一条。而修造广阔的宫殿，建筑高峻的楼台，从而妨碍人民从事生产，这是伤害农业最严重的一条。各种工匠不使他们制作的器具朴实简单，而争着制造新奇巧妙的玩赏品，以满足上面的欲望，这是危及根本最严重的一条。孔子说过‘暴政比猛虎还要可怕’的话，而今墨守成规受习惯势力左右的官员，为政不懂得政治的体制，无原则地喜欢烦琐苛刻，这是扰乱人民最严重的一条。当前极为紧急的事，就是要去除上面的四个‘最’，同时向九卿和郡国的太守、国相下诏，要他们举荐贤良、方正、忠厚质朴的人才供朝廷选用，这也是征求贤才的一种办法。”

杨阜又上疏请求遣散宫女当中没有承受过明帝亲近宠爱的那些人，于是召来宫廷有关办事员询问宫女的人数。办事员遵守以往的条令，对答说：“这是宫廷的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勃然大怒，打了这个办事员一百板子，数落着斥责说：“天子的秘密不让九卿知道，反而只让你这个小小办事员知道吗！”明帝得知此事之后更加敬畏他。

明帝的宝贝女儿曹淑，不满一岁就夭折了，他悲痛得很，追封她为平原郡公主，在洛阳为她修建神庙，安葬在南陵。下葬时他还要亲自哭悼送丧，杨阜上奏劝阻说：“高祖文皇帝、武宣皇太后安葬时，陛下都没有送葬，这是以天下为重，防备不测事件的正确做法。对抱在怀中的初生婴儿怎么能去送葬啊？”明帝不听他的劝告。

明帝在刚修造了许昌的行宫之后，又下令大修洛阳皇宫的殿堂楼阁。杨阜上奏进谏说：“唐尧喜欢住茅草、芦苇盖的房屋而人民安居，夏禹的宫殿修得低矮简陋而天下乐业；到了商、周时候，有的宫殿地基不过三尺高，室内的宽度也不过摆下九张见方九尺的竹席。古代的圣明帝王，都不愿意耗尽百姓的财力和人力来把自己的宫殿修得高大华丽之极。夏桀建筑璇室、象廊，商纣修造倾宫、鹿台，结果都丢掉了天下。后来的楚灵王因为修章华台而身受大祸，秦始皇建阿房宫则使儿子遭殃，天下反叛，才传到二世就告灭亡。如果不计算着使用人力，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想，没有不垮台的。陛下应当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把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作为自己最深刻的鉴戒。天神虽然高高在上，却清清楚楚察看着人间帝王的德行。谨慎地守着帝位，以继承祖父和父亲，都还担心会丢掉了巍巍大业；如果不日夜恭敬，诚恳谦虚，体谅百姓，反而让自己无所事事，让自己放纵行乐，只想把室殿楼台搞得尽量奢侈华丽，那么注定要遭到颠覆灭亡的厄运。《周易》上说：‘把房屋建造得很高大，用厚厚的草盖房顶，然而从门缝中一瞧，里面却阒无一人。’君主以天下为家，这几句是说把自己房屋建造得很高大的祸害，竟至于家里衰败得没有人影了。如今吴、蜀二贼联合，企图危及大魏江山。我朝的十万大军，东西两方奔赴，边境上没有一天的安乐日子，农民荒废了生产，老百姓饿得面黄肌瘦。陛下不担忧这一切，却修建宫殿，没有停止的时候。假如国家灭亡了而为臣可以单独生存下来，为臣就不会说这些话；要知道君主是脑袋，臣僚是四肢，存亡都在一起，得失共同承当。《孝经》上说：‘天子只要有七位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即使他是无道昏君也不会丢失天下。’为臣虽然才能低劣性格怯懦，怎么敢忘掉直言进谏的责任呢？话说得不恳切直率，不能够打动陛下。陛下不听为臣的忠言，恐怕先祖、先父的基业，将会垮倒在地上。假如为臣死了能够对事情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为臣在被处死之日，就好像自己是投生人间一般高兴不已。谨准备好棺材并沐浴身体，跪下来等待陛下的诛戮。”上奏得到皇帝阅看之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自写诏作答复。

每次朝廷举行会议，杨阜总是刚直不阿，把治理好天下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因为多次进谏，明帝不听，便一再请求辞职，明帝不准许。不久去世，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孙儿杨豹继承了他的爵位。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郡东平阳县人。是鲁国人高堂生的后代。他年轻时是在校的儒生，而泰山郡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本郡的军队指挥官与薛悌发生争论，直呼薛悌的名字呵斥他。在旁边的高堂隆抓住佩剑指着那位军事指挥官责备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跨上台阶去指责对方；秦王逼迫赵王弹瑟，蔺相如也硬要秦王击缶。你当着下级的面直呼其上司的名字，从道义上说就该讨伐你！”对方吓得变了脸色，薛悌也惊得赶忙站起来去阻止高堂隆。

后来高堂隆离职，避居在济南国。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太祖曹操任命他为丞相府的军议掾，后来当历城侯曹徽的文学侍从官员，转任历城侯相。太祖去世时，作为儿子的曹徽并不悲痛，反而驰骋打猎，高堂隆用道理来正言进谏，很能尽到辅导的职责。

魏文帝黄初年间，他出任堂阳县长。被选出担任平原王的王傅。平原王曹叡就是后来的明帝，他继承帝位之后，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这时明帝刚刚即位，朝廷群臣认为应当举行招待宴会，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时君主死后都要暂时停止一段时间的音乐演奏以示悲悼，殷高宗在父亲死后也用沉默不言来寄托哀思，所以才能把社会治理得和平安乐，使自己的有德形象光照四海。”他认为不应当举行招待宴会，明帝恭敬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久他升任陈留郡太守。一个放牛的百姓叫做酉牧，年已七十多岁，具有无与伦比的品行，高堂隆举荐他担任计曹掾。明帝赞赏这一做法，特地任命酉牧为郎中以示表彰。

后来明帝征召高堂隆进京任散骑常侍，封关内侯。

青龙年间，明帝大修宫殿，还派人到长安去运回大钟，高堂隆上奏说：“从前周景王不效法文王、武王的美德，不遵守周公定下的神圣制度，既铸造大钱，又制作大钟，单穆公劝告他也不听，伶州鸠阻止他他也不从，迷而不返，周朝政治因此衰落。优秀的史官把这记载下来，作为永久的鉴戒。然而现今的小人，喜欢鼓吹秦、汉二朝的奢侈靡费以打动圣上的心，以至于下令去运取秦始皇所铸大钟这种灭亡国家而不合制度的器物，劳民伤财，败坏有德的政治。这可不是振兴和谐的礼仪音乐，尊敬美好的神灵所应采取的做法。”

这一天，明帝驾临尚方署，高堂隆与卞兰侍从。明帝把高堂隆上面的这道表章交给卞兰，让他反驳高堂隆。卞兰说：“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治，音乐能起什么作用？教化不昌明，难道是钟的罪过吗？”高堂隆回答道：“礼仪和音乐，是为政的根本。所以虞舜制定的音乐《箫韶》，在节奏加以变化之后演奏了九次，凤凰就会成双成对地飞舞；祭祀天神的雷鼓，在节奏加以变化之后敲击上六遍，神灵就会降临人间。政治要有音乐才能安定，刑罚要有音乐才能被放置到一边不使用，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新的靡靡之音一演奏，商纣因此就走向灭亡；大钟铸成之后，周景王的统治就走向衰败。存亡的变化关键，总是由此产生，谁说政治的兴衰不通过音乐起作用啊？君主的一举一动史官都要记载下来，这是古代创立的规矩。做事情不遵守法度，怎么能拿给后世的人看？圣明的帝王喜欢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有告诫和规劝存在；忠臣希望充分表现自己的节操，所以有尽忠而不顾自身的举动。”明帝认为他说得好。

高堂隆升任侍中，仍旧兼任太史令。洛阳皇宫中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他：“这是什么预兆？从礼仪上看，是否有祭祀祈祷神灵以消除灾祸的这种办法？”

高堂隆回答说：“凡是灾害和反常现象的发生，都是上天用来表示教导和告诫的；只有遵循礼制培养道德，才能够制止它。《易传》上说：‘上面的君主不俭朴，下面的臣民不节约，就会有灾祸之火烧毁房屋。’又说：‘君主高筑楼台，天火就会发生。’人间的君主如果只知道修饰宫殿，不知道老百姓已经是一无所有，那么上天就会降下旱灾，并让高大的殿堂起火。上天现在向下观察，因此谴责警告陛下；陛下可要加强对人民的爱护关怀，以回复上天的旨意啊。从前在商王太戊的时候有桑树和榖树共生在朝廷之中，商王武丁的时候又有野鸡飞到祭祀商汤的鼎上鸣叫，他们都因此而恐惧，认真实施德政，三年之后政治清明，连远方的少数族也来进贡，所以被称为中宗、高宗。这是从前朝代明明白白的事例。现在查阅过去的占卜目录，凡是火灾的发生，都是针对大修楼台宫殿的警告。然而现今扩修宫殿，实在是因为宫女太多的缘故。应当对宫女进行选择，只留下贤淑美丽的，人数上也按照周代的制度不超过一百二十人，其他的一律遣散回家。这就是祖己对殷高宗武丁的劝说，也就是武丁能享有长久美好名号的原因。”

明帝又下诏问高堂隆：“朕听说在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他用大修宫殿的办法来制克灾祸，这又怎么解释？”

高堂隆答复说：“为臣听说长安的柏梁台发生火灾之后，当时有一个从南越来的巫师陈述方术，所以才兴修更宏伟的建章宫，以制克火灾；这是南越少数族巫师的主意，不是圣贤的英明教导。《汉书》的《五行志》说：‘柏梁台失火之后，又发生了江充诬告太子使用妖术伤害武帝的祸事。’按照这一记载，南越巫师建议大修建章宫，并没有收到消灾免祸的效果。孔子曾说：‘发生灾祸之后应当做善事以响应五行的变化，灾祸是阴阳之气相互感应，目的是告诫人世的君主。’所以圣明君主一看到灾祸就要责备自己，退下来勤施德政，以消灾补过。现今要遣散大修宫殿的民工。宫殿的制度，务必要遵照节约的原则，后面的宫室足以遮风蔽雨就行了，前面的殿堂足以举行接见群臣的礼仪就够了。要清扫发生火灾的地方，不敢再在这里新修什么建筑，今后必定有萐莆之类的神草，长得特别长大的禾穗从这里生出来，以报答陛下虔敬恭顺的品德。怎么能消耗百姓的人力，用尽百姓的财力，来为自己大修宫殿呢？这实在不是招来祥瑞的征兆并且使远方人民前来归顺的好办法啊。”

明帝依然在原址上修复了崇华殿，当时全国有九处地方报告有龙出现，所以改名为“九龙殿”。

明帝又下令修陵霄阙。刚修时，有喜鹊在搭建的屋架上筑巢，明帝问高堂隆是什么原因，高堂隆回答说：“《诗经》中《鹊巢》一诗中说：‘喜鹊筑好了窝，那斑鸠却来霸占居住。’现今大修宫室，刚开始修陵霄阙，就有喜鹊来筑窝，这是宫殿修不成和修成自己也住不上的征兆。上天好像是在说：宫殿在没有修成时，就会有异姓来控制一切。这是上天深刻的告诫啊。上天对人不看亲不亲，只帮助那些好人，陛下不能不好生防备，不能不深加考虑。夏朝、商朝的末代君主，都是此前圣明君主的继承人呀。他们不恭敬承受上天的明确旨意，只知道听从谄媚的谗言，败坏道德，满足私欲，所以他们的灭亡迅速得很。太戊、武丁，看到灾害心中产生恐惧，恭恭敬敬接受上天的警告，所以他们的兴隆也迅速得很。现在陛下如果能停止一切工程的修建，用节俭来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财力，实施德政，一举一动都遵循帝王应当遵守的法度，清除普天下民众所担忧的弊政，实施对他们有利的举措，那么完全可以与三王、五帝并肩媲美，岂止是像殷高宗武丁那样转祸为福而已啊！为臣作为陛下的心腹，只要能够造福于皇上，安定天下，哪怕是自己粉身碎骨家族遭到破灭，也会像获得新生那样高兴。我怎么能因为害怕受到不顺从君主的惩罚，就不让陛下听到恳切的劝告呢？”

明帝听了不禁神色严肃起来。

这一年，有彗星出现在二十八宿中心宿所在的地方，高堂隆因此上奏说：“凡是帝王迁徙或者新立京城，都要先划定祭祀天地、土神和谷神的位置，恭恭敬敬地对待。在兴修皇宫的时候，最先修宗庙，其次修仓库，住房要放在最后。现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土神和谷神的祭祀位置全都没有划定，宗庙的修建又不合乎礼制，却忙着修建装饰陛下您自己的住处，弄得人民不能从事自己的本业。外面的人都说后宫妃嫔的费用，已和调派动用军队的开支，数字大体相等。老百姓不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都有怨恨和愤怒。《尚书》中说：‘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是从民众中听取意见观察问题的；上天表彰好人惩罚坏人，也是依据民众意见来进行表彰、惩罚的。’众人都赞颂的君主，上天就让他享受五种福分；民众都怨恨的君主，上天就让他遭受六种大不幸。这就是说上天的赏罚，完全听随民众的话，顺从民众的心。所以实施行政最重要的就是安定人民，然后仿照古代进行教化，才能感动上天和下民，从古到今，都是如此。用不高大的柞树做屋椽，把宫室修建得很低矮，这是唐尧、虞舜、夏禹能留下美好风范的原因；建造华丽宏伟的玉台、琼室，这是夏桀、商纣触怒上天的原因。现今兴建的宫殿，确实违背了礼仪制度，陛下又还新修了九龙殿，在装饰上比从前更加华丽。眼下天上出现了耀眼的彗星，开始时在房宿、心宿之间，后来靠近帝座而侵入紫微垣，这是上天对陛下慈爱，从而给以教导和告诫的迹象。这颗彗星运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星相学上的尊贵位置，可见天意的殷切深厚，是想一定要使陛下觉悟；这是慈父的诚恳训示，陛下要以孝子的恭敬礼节，为天下做出表率，以昭示后代子孙，不能有所忽视，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啊。”

当时军政两方面事务繁多，为了保证指令的执行，朝廷不惜使用严酷的法律。高堂隆为此上奏说：“开拓道路留下基业，必须等待圣明君主来完成；帮助君主匡正政治，又需要贤良的辅佐。这样，各种事情都会办成功，万物都会安定。而移风易俗，宣传教化，使四方的人民都衷心拥护中央王朝，使培养品德的教导能够光大兴盛，全国都倾心于道义；要做到这些，庸俗的官吏是绝对不行的。现今有关部门务求以刑律条文来督察人民，不遵循正道，所以刑罚不断使用而不能搁置起来，风俗衰败而不敦厚。陛下应当大力推广礼仪音乐，在明堂依次序颁布要实施的政治教化措施；举行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活动，修建祭祀天地的神坛和宗庙；尊重儒生，举荐和任用隐居民间没有出仕的人才；完善并公布制度，改用新历法，变动车马祭牲的颜色；表现出平易近人的态度，提倡节俭朴素；然后准备礼物和仪式程序举行封禅典礼，归功于天地；使太平盛世的音乐传遍天下，繁荣昌盛的教化流传后世。这才是一种完美的政治，不朽的宝贵事业啊。能够像这样，那么天下非常容易治理，还有什么担忧呢？不想纠正根本而只从枝节问题上来补救，这就像去清理蚕丝却反而把它弄得更乱一样，不是为政的正确办法。可以下令让公卿百官和学问渊博的儒生，制定出上述礼仪活动的详细内容，作为法定的规范。”

高堂隆又认为改用新历法，变动车马祭牲的颜色，在旗帜方面使用不同的式样、图案、颜色和名称，制造新型的礼器、乐器和兵器，这些都是古代圣明帝王为了使他们的政权和政治显得非常之神圣，使百姓耳目一新，而采用的一整套办法。所以古代的帝王各自使用不同的历法，历法有夏历、殷历、周历三种，表明三种不同的帝王传承关系。于是他对过去的典章制度加以陈述和申说，上奏请求改用新历法等。

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青龙五年（公元 237）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车马和祭牲的颜色以黄为贵，祭祀用的牲畜纯用白色，在帝王传承关系上选择了与殷历相应的传统。高堂隆升任光禄勋。

这时明帝更加起劲地大规模修建宫殿，装饰楼台亭阁，从太行山开采好石料，从穀城运来具有美丽花纹的石头，在后宫芳林园中垒造景阳山，在太极殿的北面新修昭阳殿，铸造金属的黄龙、凤凰等奇特雄伟的鸟兽，用来装饰金墉城、陵云台、陵霄阙等。各种工程一齐上马，从事修建的民工数以万计；公卿百官以及太学的学生，全部要参加劳动，明帝甚至亲自带头去挖土。与此同时，辽东的公孙渊举兵对抗朝廷，毛皇后被迫自杀，连降大雨，冀州洪水泛滥，淹死许多百姓。

高堂隆上了一道奏疏恳切进谏说：

《周易·系辞》中说：“天地的最大德泽是养育生命，

圣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君主位置；用什么来保有君主的位置呢？说是用仁；用什么来聚合人民呢？说是用财。”可见人民，乃是国家的重心；谷物和布帛，乃是人民的生命。谷物和布帛，离开天地对生物的创造和变化作用就长不出来，离开人工劳动也生产不出来。所以礼仪中有皇帝亲耕籍田，目的是勉励农民耕作；又有皇后采桑养蚕，目的是鼓舞农妇纺织；同时也以此向上帝致意，表示虔敬并报答他的恩赐。

从前在唐尧时候，碰上有灾难和厄运的年辰，洪水滔天。尧让鲧去治水，结果不成功，又改用夏禹。夏禹沿山砍伐树木，治理洪水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灾害疾苦的严重，再没有超过那一次的；而工程的持续时间，也再没有比这更久的。当时的唐尧、虞舜，只是安坐在君主的位置上而已。夏禹在治理洪水的同时又区分九州，众多参加工程劳作的人都得到酬报，官员和百姓，各有不同的服饰。现今并没有当时那么紧迫的情况出现，却让公卿百官和身份低贱的劳工在一起挖土搬石。要是四方的少数族听到了，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要是记载在史书上流传后世，那更不是什么好名声。因此，拥有国家的人，说近处是对待自己，说远处是对待他人，都要爱护关心。所以《诗经》中《泂酌》一诗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老百姓的父母。”如今上上下下一齐参加劳役，疾病流行而庄稼歉收，从事农耕的人减少，饥荒不断出现，老百姓没法度过年关。陛下一定要给以怜悯抚恤，解救他们的困苦。

为臣看了过去书籍中的记载，天人之间，没有不发生感应的。所以古代明智的帝王，畏惧上天明确的命令，遵循阴阳的反顺，兢兢业业，唯恐有所违反，然后政治才能振兴，道德与神灵的要求符合；一旦有灾害和反常的现象出现，立即产生恐惧而注意改进政治。像这样做的君主，没有不使王朝的寿命长久不断的。而在各个王朝的末期，昏庸荒淫的君主，不重视先辈留下的好规矩，不接受正直大臣的忠言；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对上天用灾害和反常现象发出的告诫毫不在意。像这样做的君主没有不跟着就陷入灾祸，以至于丧失天下的。有关天意的情况既已说明，下面再说人事。

六种感情五种禀性，人们都共同具有；而嗜好情欲和廉洁正直，分别居于一方。内心一动，上述两方的情感都在心中发生斗争。情欲强大而本质衰弱，就会放纵没有节制；内心没有节制，行为也就荒唐得不着边际。情欲所注意的，无非是好的和美的东西；而要做出这两种东西，不花人工不行，不消耗谷物布帛不行。情欲一旦失去控制，那么人民就不能承受由此带来的劳苦，物品也就不能满足由此带来的需求。劳苦与需求一并出现，必将引起祸乱。所以君主要是不割舍情欲，普天下的东西都不够他耗用。孔子说：“人要是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近前的担忧。”由此看来，礼仪上的制度，不单是要限制欲望上的过分，而且是为了避开祸害振兴政治啊。现今吴、蜀二敌，并不是没有什么能耐的小毛贼，临时聚集在城镇的乌合之众，而是占据险山凭借长江，拥有大量军队，非分地自称皇帝，要想与中原的大魏争夺天下的强劲对手。如果现在有人跑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在实施德政，并且厉行节约，减轻租赋，不制造供自己玩赏的物品，一举一动都咨询老者和贤人，各项事务都遵循礼仪制度。陛下您听了，难道不会感到忧惧并且讨厌他们这样做，认为这样将难以一下子消灭他们，是国家的一大忧患吗？如果跑来报告的人说：这两个敌人头领都不守正道，奢侈无度，役使百姓，加重租税，下面的百姓不堪忍受，怨叹日益严重。陛下您听了，难道不会勃然发怒，愤恨他们虐待无辜百姓，准备尽快诛灭他们，同时难道不庆幸对方日益衰败很容易攻取他们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换个位置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事理上的算度和判断也就不难作出了。

从前秦始皇不打道德的基础，而去修阿房宫；不担心内部的变乱，而去筑长城。当他们君臣打这样的主意时，也还是想建立万代永存的基业，使子孙长久享有天下呀，哪里会想到一个平民男子陈胜起来大呼，天下就随之倾覆了呢？所以为臣认为，假如从前的君主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将导致毁灭，那他就不会这样干了。可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才会导致灭亡；圣贤的君主自以为将要灭亡，然后才不会导致灭亡。

从前汉文帝被称为贤明的君主，亲自实行节俭，给予恩惠养育百姓，而贾谊比喻当时的形势，还认为天下处在危急之中，说是应当为之痛哭的问题有一个，应当为之流泪的问题有两个，应当为之长叹的问题有三个。何况现今天下穷困，老百姓连很少的粮食储备也没有，国家仓库的谷物还不够对付到年底，外有强敌，军队露宿在边境，又还大兴土木，州郡人心骚动，一旦边境有强敌入侵，为臣恐怕这些从事宫殿修筑的劳工是不会去从军效命的啊。

另外，目前将领官员的俸禄，逐渐被减少打了折扣，与从前比起来，实际上只领到五分之一；而接受命令回家轮休的，俸禄又全部扣除；按国家规定本来不上交租税的人，现在也要出一半。国家的收入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而支出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现今国家经常性的支出，反而更加紧缺，以至于对牛肉贩卖征收税金之类的小税收，也不断地推出来。反过来推论，这么多的费用，总是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再说俸禄所发给的谷物布帛，是君主用来养活官员维持他们生命的，如果像现在这样打折扣或全部扣除，不是要夺走他们的生命吗？他们曾经得到的现在又失去了，这就是产生怨恨的根源。按照《周礼》所说，是由太府掌管国家所有的九种赋税收入，供给九种规定的财政支出；收入有一定的数量，支出在明确的地方，互相不关涉混淆而费用都有充足的保证。各种支出得到充足的保证之后，才把赋税和各地诸侯进贡剩下的余额，供给天子作娱乐费用。天子的每项财务支出，都要由司会来审核。现今与陛下一起坐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不是三公九卿，就是尚书台官员和侍从官员，都是关系亲密的心腹，应当直言而没有隐瞒。如果见到陛下的重大过失而不敢说，只知道盲目听命东奔西走，唯恐做得不合陛下心意，这只能叫做占位充数不起作用的臣僚，而不是鲠直忠诚的辅佐。从前李斯教唆秦二世说：“当了君主不能任意胡作非为，这等于是把天下变成自己的脚镣手铐。”秦二世听信了他的话，秦国结果灭亡，李斯的家族也死得干干净净。因此司马迁评论李斯不能正言进谏，把这作为对世人的告诫。

高堂隆的奏疏交了上去，明帝看了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两位官员说：“看了高堂隆这封奏疏，使朕感到恐惧啊！”

高堂隆生病情况严重，他在病床上口述，由别人记录，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

从前曾子有病，孟敬子来探望。曾子对他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臣得了疾病，病势有增无减，常常担心突然死去，使自己的忠诚来不及表现出来。为臣这里倾吐的一片丹心赤诚，岂止是曾子所说的“其言也善”，愿陛下稍微能看一看。如果陛下能一下子改掉以往的过失谬误，从此对未来的事情进行深远而认真的考虑，使神灵和人民都赞赏，远方的人都归心，各种灵奇动物出现，天上有祥瑞的景星照耀，这样完全可以超越三王，胜过五帝，不单是继承先辈基业，谨守祖宗成法而已。

为臣经常痛恨世间的一些君主，心里都想重现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的清明政治，但是实际上走的却是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这些昏君的灭亡道路；口头上都在耻笑末代的亡国之君，但是自己的行为却不遵从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的典范。真是可悲呀！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再看他们所想达到的，恰似缘木求鱼，烧水成冰，不是明显实现不了吗？

回过头来看夏、商、周三代统治天下，圣贤君主接连不断，每个王朝都长达数百年，每一寸土地都归他们所有，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臣僚，各地安宁，全国一致；鹿台储放的黄金，巨桥积存的粮食，在这时根本不必动用，君主就能传承不断。这是多么好的政治局面！但是夏桀、商纣之流，仗恃自己的力量，其智慧足以拒绝别人的忠言，才能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喜欢阿谀奉承，一心修建楼台亭观，沉溺在淫乐之中，宠爱一批奏乐跳舞说笑话的艺人，制作靡靡之音，整天听柔媚不振的音乐。上天没有放过他们，猛然一回顾，就使他们的宗庙国家变成废墟；商纣悬起白旗投降，夏桀从鸣条逃亡。天子的尊贵位置，让商汤、周武王拥有。难道说夏桀、商纣都是夏、商王族的外人吗？他们都是圣明君主的后代啊。

再看战国时期，天下富足，秦朝兼并天下之后，不奉行圣人之道，既修阿房宫，又兴建长城，以中原王朝自夸。企图威慑周边的少数族，天下人民内心震恐，在路上碰见了也只能以目光示意；秦始皇自以为会百代相传，永远留下光辉，哪里会想到第二代就灭亡，天下从此崩溃啊！近代的汉武帝，享受文帝、景帝传下来的福分，对外平定少数族，对内大修宫殿，十多年间，弄得天下人民愁苦不堪。这时他竟然又相信南越巫师的胡话，迁怒于上天，下令再修一座建章宫，里面有千门万户；结果导致江充诬告太子的事变，宫廷中到处挖得稀烂以寻找所谓的罪证，父子之间骨肉相残，这一灾祸的流毒，一直影响了此后好几代人。

为臣看到先皇帝在世时的黄初年间，上天就开始显示告戒：有一只与燕子不同类的鸟，生长在燕子的巢里，喙和爪都是红色，这可是魏朝的大灾异啊！要防备位高权重而且难以驾驭控制的大臣在朝廷内部出现。可以选择一些宗室亲王，让他们有统治封国的实际权力，同时带领军队，让他们像棋子一样处处分布，镇守京城地区，辅佐皇帝。从前周朝东迁，依赖的是晋、郑二国；汉朝平定吕氏之乱，也凭借了朱虚侯刘章：这是前朝明白的鉴戒。

上天不管亲近不亲近，只有那些有德君主才能得到他的帮助。老百姓对德政加以歌咏，上天就让王朝的寿命超过预定期限；如果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中止王朝的历史记录而把天下改授给其他贤能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天下啊。为臣百病缠身，气息和力量都逐渐衰弱，所以自行乘坐小轿离开办公的府署，回到居民区内自己的住宅。假如就此死亡，魂灵有知，在死后也要来报答陛下的大恩大德！

明帝随即下诏给他说：“先生的廉洁比得上伯夷，正直还超过了史鱼，操守坚定而不同流合污，舍己尽忠而不计个人利害。怎么能有一点点小毛病没有医好，就退隐回民间的住处去了呢？从前邴吉积了阴德，疾病去除了不说还延长了寿命；贡禹因为坚守节操，生了重病也能治好。先生您尽力进食，专心养病吧。”

不久高堂隆去世，留下遗嘱：丧事要从简，不准使用大量的珍贵殉葬品，只用与时令相应的日常衣服入敛。

起初，在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曾经上疏说：“应当遵照古代制度举行封禅仪式。”明帝下诏说：“听了蒋济的建议，我惭愧得大汗淋漓一直流到脚上。”事情搁置了一年多，后来又商议要举行封禅，并让高堂隆负责撰写全部仪式的具体内容。所以明帝听说高堂隆死亡的消息时，长叹一声说：“上天不愿意成就我封禅的大事，因此高堂先生才会离开我去世啊！”

高堂隆的儿子高堂琛继承了他的爵位。

在景初年间，明帝因为苏林、秦静等儒者都年老了，害怕没有人能传承儒家的学术，便下诏说：“从前圣人孔子去世之后，他的言论和教诲，都留在儒家的六经当中。而六经的文字，又以礼仪方面的内容为最急需，是现实生活中时刻不能离开的。衰落时代的风俗背离根本，由来已久。所以闵子讽刺原伯不谈学问，荀子不满意秦代坑杀儒生。儒学如果废掉，那么风化怎么振兴呢？而今在儒学上有造诣的老先生和大学者，都已年老，教育训导后生的任务，由谁来继承呢？从前擅长《尚书》的伏生老了，汉文帝要晁错去继承他的学问；蔡千秋对《穀梁传》的研究无人能比，汉宣帝挑选了十名郎官向他学习。现在从郎官中挑选才能突出而且了解儒经文义的共三十人，跟从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别学习《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部儒家经典，以及《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儒家关于礼仪的著作；主管官员要详细制定考试的办法。夏侯胜曾经说过：‘读书人怕的是不精通儒经的学术，儒经的学术一旦精通，获取中高级官位易如反掌啊。’现今的学者如有能精通经学者，那么爵位、俸禄和光荣，都会突然来到。能不勉力学习吗！”

不到数年，高堂隆等三人都相继死去，学习的事也就半途而废了。

起先，任城国人栈潜，在太祖曹操时历任县令，曾经督守邺县。当时文帝曹丕还是太子，迷恋打猎，经常早出晚归。栈潜劝阻他说：“王公要设立险要的据点来保卫封国，在都城部署严密的警卫，以防不测。《诗经》中《板》这首诗说：‘太子好比是城墙，可不要让城墙毁坏啊！’又说：‘为政没有远见，所以要好好进谏。’如果放纵于游猎，早出晚归，因追踪飞禽的暂时欢娱，而忘却没有止境的祸患，愚蠢的我不免感到疑惑。”太子听了不太高兴，但是从此之后出去游猎的次数较为稀少了。

黄初年间，文帝要立贵嫔郭氏为皇后，栈潜也上奏进谏。事情经过记载在本书《后妃传》中。

明帝时，大兴土木，同姓亲属受到排斥，栈潜上奏说：“天生人民并为他们建立君主，是用来保护苍生，养育百姓的。所以整体确定四海为统治区，这并不是为了天子一个人；而划出土地并区分疆界，也并不是为了诸侯少数人。从三皇开始，直到唐尧、虞舜，都对天下进行广泛拯救，深厚的德泽滋润天下，百姓都依赖他们。夏、商、周三代开始衰落。到了汉朝，天下太平的时候少，动乱的时候多。而从这以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太祖武皇帝以其深沉的智慧，非凡的军事才能，清除暴乱，恢复王朝秩序，开创魏朝的基础。高祖文皇帝接受天命，扩展皇朝的基业，但在帝位只有七年，虽然从事治理可惜时间不够。陛下具有圣明的品德，继承宏伟事业，最好能以温和的态度施政，让人民得到休息。而今东、西两方都不安宁，将士远征，甚至到达海外的辽东，跋涉万里，军队骚动，水陆运送军事物资，老百姓荒废生产，一天的军费超过千金。但是，陛下却在这时大修宫殿，耗费的人工数以万计。徂来山出产的松木，铲平山岩之后从山上放到深谷运出来；各种罕见的优质石料，用船从长江、淮河运到京城。京城地区，也和京城以外的州郡一样，要为皇家提供各类物资，而且成为皇家养殖飞禽以便猎取的园林，还要把良田抛荒让它长起丛生的林木，以便皇家放养鹿、兔。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农业，满地长满荆棘，灾难疾病流行，民众大量死亡，破坏了阴阳五行和谐变化的状态，长得特别茁壮的禾苗再也看不到了。为臣听说周文王在丰这个地方建立都城，开始规划建设时就下令不要赶得太急，然而百姓却自愿赶来，结果没有多少日子就把工程完成。他所修建的灵沼、灵囿，也都与百姓共同享受。现今陛下的宫殿楼台高大华丽，雕刻装饰极其美妙，忘掉了虞舜兴修礼堂时的朴素简陋，有心想赶上商纣王琼室的奢侈。划定的禁区方圆千里，百姓只要一抬腿就掉进法网。宫殿的华丽比得上阿房宫，工程的浩大是楚灵王兴修乾溪的一百倍。为臣唯恐百姓筋疲力尽，不能再忍受驱使了。从前秦始皇占据崤山、函谷关以控制天下，自以为德泽高于三皇，功业超过五帝，竟想把皇帝称号传到万代；结果在秦二世时就丢掉天下，他那当皇帝的儿子为了保住性命竟愿当平民。这就是枝干被动摇，根本被拔出而导致的恶果。另外，圣明帝王统治天下，都是要举用有才德的人，赏赐有功劳的亲属；优秀人才担任官职，可以扩展功业，亲属获得重用，可以共同经历安定和危难；加深和加强根本，亲属都充当支柱和辅佐，即使面临兴盛和衰落，内外相互依靠也能渡过难关。从前周成王年龄幼小，不能亲自施政，周公、吕尚、召公、毕公，都在他左右扶助；而今既无像卫康叔那样能监视和防备危险地域的亲属，而在重要战区镇守的大员，也不是像周公、召公那样的宗室至亲。陛下又没有立太子，天下没有储备的君主。为臣盼望陛下能留心政治中最关紧要的事情，永保江山传之无穷，这样海内的人民就很幸运了。”

后来朝廷任命栈潜为燕国中尉，他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受。不久去世。

评论说：辛毗、杨阜，刚直忠诚，以正当的言辞对君主进行劝谏，不顾个人安危，其高风亮节几乎能与西汉的汲黯比美了。高堂隆学问深厚，立志匡正君主，借助于异常现象陈述告戒，这一切发自诚恳的内心，真是忠臣啊！至于他坚持要改换历法，使曹魏以虞舜为远祖，这就属于对臆测的东西坚持不放，比坚持自己通晓的学问还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