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认为孝悌忠顺对却不考察内容慎重实行，故天下乱。尧舜汤武有的地方违反君臣原则，舜夺君位、汤武杀君，天下却称赞，这是不太平的原因。治国应崇尚法度而不崇尚贤人。

当今世上最显赫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学说达到最高成就的人是孔丘。墨家学说达到最高成就的人是墨翟。自从孔丘死后，儒家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等各流派。

一晋文公将要与楚人作战，召来舅犯询问道：“我军将要与楚人作战，楚军力量比我军强大，应该如何对付？”舅犯说：我听说过，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多施忠诚和信用；两军对阵的中间，不嫌多用欺诈和伪装。

一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东边的第一级台阶，他也登上西边的第一级台阶。叔孙穆子快步赶上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国君主的后面。

齐景公问师旷如何治国，师旷答以对民众施恩惠；景公领悟后发放粮食财物与民众争心，两年后两个弟弟出逃。晏婴则指出田成子同样以施惠得民心，预测其将拥有齐国。

国家安定有七种办法，危乱有六条途径。要点是赏罚依是非、祸福看善恶、生死按法律，用人看本人贤愚而不凭爱憎毁誉，并守信用不欺骗。危乱则源于徇私枉法、以人祸为利、危害他人平安等。

伯乐教两个人认识用后蹄踢人的烈马。有一个人选出了一匹这样的烈马。另一个人从后面去抚摸它，抚摸了三次马屁股而这匹马并不踢人。这个人自以为选错了。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它的赏罚得当。赏没有功的人，罚没有罪的人，不能叫做明。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而又没有搞错对象，其作用仅仅在受赏受罚的个别人身上，并不能产生新的功劳和禁止其他犯罪行为。

有人问申不害、商鞅两家言论哪家治国更急需，回答说不便比较，如同衣食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申不害主张术，商鞅主张法，君主无术会在上面受蒙蔽，臣子无法会在下面闯乱子，二者缺一不可。

英明君主听言看行，若只看口才与远离实际的表现，群臣民众便会言辞迂阔、行为脱离现实。宓子贱忧心治理单父而消瘦，有若以舜弹琴唱诗治天下为例说明治国当用术。

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云消雾散，它们就同蚯蚓、蚂蚁一样了，这是因为它们失去了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利小地位低；不肖的人能被贤人制服，是由于贤人权力大地位高。

圣人治理民众，把法度作为衡量事情的根本，不放纵他的欲望，只期望有利于民众罢了。所以，君主对民众施用刑罚，并不是憎恨民众，而是爱护他们的根本措施。

国土广大的君主靠严厉法制令行禁止，划分爵位俸禄须严苛。民众好利恶害，君主据此驾驭，赏罚不当则法禁松弛。治国最迫切的是区分刑赏界限，以唯一法制划界，使民众畏禁努力做事。

孔子弟子子皋任卫国刑狱官时依法砍掉一人脚，那人后来守门，在孔子被谗、子皋逃亡时引他藏匿避捕。被砍脚者说子皋定罪时反复推敲、面露不忍，故愿报恩。孔子因此说官吏应使法制公平。

古人借镜照面、借道正己，镜子与道都不会因显露过失而招怨。文中以西门豹佩韦、董安于佩弦说明以余补不足，又举尧、乌获、孟贲等例说明智、力、勇皆有局限，君主应依法术观察臣下。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问的人又说：君主不明智，因而产生辩说，这是为什么呢？

问田篇通过徐渠与田鸠的对话，阐述韩非子主张的选贤任能需经基层考验的法治思想，强调君主应避免被花言巧语迷惑，以法度为重。

圣明君主确立法治，赏赐鼓励善行，威刑制服暴乱。治理好的社会里，功劳多者地位尊贵，尽力者得厚赏，尽忠者名声树立。古代善于守道的人用重刑禁止轻罪，使君子小人皆安分守法。

君主与大臣共掌赏罚，法令便难以推行。文中以造父、王良驾车失控为喻，说明权力被分散则无法指挥；又举子罕夺宋君之权、田恒施惠争取齐国民众为例，指出臣子分夺君权会导致君主被害。

古代能顾全大体的人：瞭望天地，观察江海，顺应山谷的起伏、日月照耀、四时变化、云层分布、风向变化的自然法则；不以智巧烦扰心境，不以私利拖累自身；把国家治理的效果寄托在法术上，把事物的是非寄托在赏罚上，把物体的轻重寄托在权衡上；不违背自然的法则，不伤害人的本性；不吹毛求疵，不洗垢索瘢；不偏向到法的外面，也不偏向到法的里面；在法禁以外的事不可严苛，在法禁以内的事不可宽缓；坚守不变的道理，顺应客观自然；祸和福完全由宇宙的普通法则和国家的法制决定，而不出于个人的主观好恶；荣和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